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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个旧，位于昆明西南部280公里的一个县级市，人口13.5万，距中越边境线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个旧地处峡谷地带，四面环山，市中心则有一个小小的金湖。个旧东临老阳山，西倚老阴山，虽然“阴”代表女性而“阳”代表男性，但老阴山却比老阳山高出许多，而当地的老百姓们也很快将老阴山看成是坚强的个旧妇女的象征。
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独特的地理结构的确对个旧男人的地位造成了影响。老阴山和老阳山中都蕴藏了丰富的锡矿资源，这让个旧成为亚洲最大的锡矿产地，而云南锡业集团的总部也设在此地。两座山的南边是一望无际的烟叶田，中国最著名的香烟品牌之一——红河香烟就诞生于此。锡矿和烟草是个旧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也让个旧成为中国男性肺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是美国同年龄段人群的5-7倍)。
锡矿和烟草工业之所以在个旧会如此发达，主要原因是老阳山平缓的山坡结构，使得此地各种物料的运输非常方便。老阳山的半山腰有一座三层楼高的砖房，是二战后帮助恢复个旧锡矿产业的前苏联技术顾问的宿舍。继续往上可以看见一些新的楼房，这些带院子和车库的独立家庭住房中居住的是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们，该公司是仅次于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英美烟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和日本烟草(Japan Tobacco)的世界第四大烟草集团，旗下拥有红河、石林和云南等中国著名的香烟品牌。
虽然紧邻中国的烟草产业中心，但个旧在国外却几乎无人知晓，即便在中国，这个西南部地区的锡矿重镇的知名度也不过寥寥，而个旧的朋友也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个旧在中国尴尬的地位，他们还经常开玩笑地说，除非中越开战，否则中国的领导人们甚至不会在地图上把个旧标出来，更不用提来这里了。跟中国的领导人一样，我在2010年夏天因公来到个旧之前，对这里也是一无所知。原以为个旧会是一个尘土扑面的矿镇，但是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富饶而自豪的美丽小镇。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对个旧的烟草工业和红云红河烟草集团(可能是世界上最低调的烟草巨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起的“2010年度国际成人吸烟情况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约有3.5亿烟民，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而中国烟民的性别比例也存在巨大差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的调查，有57.4%的中国男性中吸烟，而女性则只有3%。男性吸烟的比例如此之高与香烟制造商的广告和市场策略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香烟和传统的男子汉主义、领导人形象(毛泽东和邓小平抽烟的形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著名的中华香烟)都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学家马太·科尔曼(Matthew Kohrman)曾在2007年这样描述——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中国男性在进行交际时的主要形式就是交换香烟。
2007年，中国的烟草种植面积为136.45万公顷，占世界烟草总产量的40%，虽然种植烟草的土地还不到中国农业用地的1%，但是烟草俨然已经成为当地政府的利税大户。根据2009年出版的《烟草图册》报道，得益于于高海拔和丰富的降雨量，云南省的烟草种植面积占到中国烟草种植总面积的40%以上，而云南的烟草产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的7个地方：昆明、玉溪、楚雄、昭通、曲靖、大理和红河。而在2007年，仅烟草产业的税收就占到云南省全部税收的一半。2011年4月，在云南省统计局发布的季度经济报表中，将烟草产业描述为云南“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虽然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公司之一，但是有关它的新闻报道却鲜见报端。红云红河公司是由红云公司和红河公司于2008年合并而成的，在此之前，两家公司都是独立的烟草公司，而此次合并也经过了专门管理中国国有烟草企业的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批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农业部并没有生产、定价和销售烟草的权力。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烟草生产指标、颁发烟草销售许可证，然后由中国烟草总公司来进行实施，中国烟草总公司控制了烟草的采购、运输至储存的全部过程，这种垂直管理的模式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完整控制的烟草产业链。而红云和红河的合并也反映了中国各个地方烟草公司从零散经营到合并壮大的发展趋势，这不仅能够提升自身与国内其他烟草公司之间的跨区域竞争力，也可以提高自己在国际烟草领域的知名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烟草产业在个旧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烟叶的收获季节参加了一次红云红河公司官方组织的烟叶农产参观活动，而我的好友则与红河香烟的一位供应链经理的妻子一同参观了一所小学。晚餐是在大瞿(化名)家中吃的，他的房子是公司分配的，设备齐全、应有尽有。而当我坐着出租车抵达公司位于老阳山的新分部时，映入眼帘的是清一色的淡黄色独栋楼房，这让人很自然地把这种颜色与新兴的房地产业联系起来，因为云南各地楼房的外立面、雄伟的塔楼和居民区用的大多都是这种颜色，而这种颜色又和村里人们用来刷墙的干泥浆的颜色又是一样的，所以即便置身云南的城市之中，你多少也能感觉到些许乡村的味道来。
在饱餐了一顿当地夏季特有的蘑菇饭之后，我开始给大瞿讲述自己家族种植烟叶的历史。我父亲那一代人曾在肯塔基州中心富饶的山上种植白肋烟，而我的曾祖母赞尔玛·克朗普(Zelma Crump)是曾独自管理过100英亩的土地，其中有一部分是联邦政府允许种植烟叶的，同时也允许她可以把自己种植的烟叶卖到当地的烤烟房中去。美国农业部会根据种植面积来预估出当年的烟草产量，并据此来制定香烟的价格。由于始终看不上工厂的滤烟技术，我曾祖母每年都会预留一小部分烟叶来自己卷着抽。1964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发表了一篇名为《吸烟与健康》的文章，终于让我曾祖母减少到每天只抽一盒手卷烟，但她还是在1971年死于肺气肿。
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大瞿敬了我一杯酒。几年前他因公去美国学习时去过肯塔基州，在他印象中，那里是“环保的、美丽的”，那里的山与红河的山有几分神似。在交谈行将结束之时，大瞿邀请我跟他一起去个旧南部的屏边苗族自治县的烟叶农场进行考察，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坦白地说，之前我并没有见过烟叶究竟长什么样子，有关我曾祖母的那些烟草历史是我所接触到的和烟叶农场最近的故事了。
我们一行5辆车在大雨中开始了前往屏边县的行程，大瞿把这次“屏边之行”说成是烟叶收割前的例行检查，随行的还有公司的王经理，他将和几位当地的政府官员进行会晤，以加强红云红河公司和屏边县领导之间的关系。(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离开狭窄的个旧峡谷，一路下山向南就是广阔的蒙自平原，红河新的县政府就建在那里。一路上我们看到了不少新建的商品房和住宅区。在抵达蒙自之前，我们看到了一片外观普通的楼房，前面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金牛雕像，那是红河县和红河烟草的共同象征。大瞿说：“那个就是新的县政府所在地，比你们的白宫还要大嘞！”经过蒙自之后，车开始在平缓的山坡上爬行，随后进入到一个全是泥土路的村子中，村里的房子零零散散，不仅低矮无比，而且看起来很是简陋。
7月不仅是云南烟叶收割季的开始，也是雨季过半的标志，连绵的雨水滋润着翠绿的田地，低空的白云掠过层叠的山峦。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好几个村庄和粮食产区，屏边种植烟叶的大部分都是当地的苗族人(也被称作赫蒙族人)，他们与红云红河公司都签订了烟叶售卖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他们必须在收割季把烟叶卖给公司的托收中心和烤烟房。大瞿介绍说，屏边的烟叶种植户是不能在公开市场里兜售烟叶的，也不能把烟叶卖给其他烟草公司，比如红塔烟草集团，这种垄断收购的模式使得中国烟草总公司可以很好地平衡地方烟草公司与品牌药草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云南，烟叶的采摘仍然是由人工完成的，并没有实现机械化，农民把采摘的烟叶放到身后的背篓里，高高堆起。种植烟叶也是纯手工化，俗称“剪花”，就是把烟叶上长出的花剪掉，以此来促进烟叶的生长，同时提高烟叶中的尼古丁含量。当我们的车队来到第一个烟叶农场时，正巧看到几个下山的农民，他们穿着干净的雨布斗篷，肩上背的是刚刚精心采摘的烟叶，准备下山进行分类和烘烤。王经理下车走进了田地，摄像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我在一旁的路上远远地看着一个佯装疲惫的男人在和王经理交谈，一边说一边把手指向烟叶田中，身边的大瞿告诉我，那个佯装干活的人其实是附近乡政府的官员。
这时有几个农民向我们走来，我注意到他们没有一个人戴手套，要知道在下雨天采摘烟叶很容易使人们患上烟草萎黄病，此外，烟叶中的尼古丁可能会溶解到雨水里，而这种雨水可能会渗入到工人的皮肤中，从而引起严重的尼古丁中毒症状，包括恶心、呕吐、头晕、虚弱与血压和心率波动等。研究表明，在潮湿田地的环境里采摘烟叶的工人每天与有尼古丁含量的水珠接触，可能会吸收与36支香烟等量的尼古丁。屏边的烤烟方式也比较特殊，工人们首先把成熟的烟叶采摘下来，然后在温度非常高的烤烟房中蒸干水分，这一过程大大增加了烟草萎黄病的患病几率。当年我曾祖母的烤烟方式则是把整棵烟一起收割去茎后，放在仓库里自然风干。
在告别这些农民之后，我们向反方向又走了几百米，看到了一排长长的、类似于仓库的烤烟房。随行的人介绍说，这些房子里装满了用来烤干和熏制烟叶的烟道、烤箱和支架。沿着路继续走，我们看到了一个用来存储设备和进货的露天车库，里面停着几辆货车，货车旁边就是加工过的烟叶，跟刚采摘的烟叶不同，这些烟叶没有水分、呈卡其色，有点褶皱和轻微的缩水。烘干之后，这些烟叶会被货车运往另一个城镇，在那里被加工成一支支香烟，然后贴上红河香烟的标签：一只金牛雕像。(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随后我们去县政府吃午饭，那是一个四周都是两层白色水泥楼房的院子。进餐厅之后，随行的政府官员就和他的同事们坐在了一起，虽然他们的着装比较相似，但是看上去却有些貌合神离。他们和红云红河公司的人相互寒暄着，在相互握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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