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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2006年1月生效后的5年间，我国卷烟产量不降反增，2010年达到23752.7亿支，增长了17%。与卷烟产量上升相应的是，患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迅速增加。目前，我国烟民总数达3亿人，男性吸烟率高达52%，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达7.4亿，我国距离2040年全球烟草制品使用率低于5%的目标渐行渐远。我国控烟之路究竟路在何方？

　　“以税控烟”为何失灵？

　　只调烟税不调烟价，税价不联动，消费者感觉不到价格的变化，自然达不到控烟的目的

　　在北京西黄城根北街的一家日用百货店，有30多年烟龄的老陈经常在这买烟。满身烟味的他，用熏黄的手指从口袋里摸出100元，买了一条每包10元的中南海卷烟。“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就烟价没涨，只有烟还抽得起啊！”欣慰的话语间，不时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

　　提高烟价是国际通行的控制并减少吸烟人数的有效手段，像老陈这样对烟价敏感的烟民，就可能因烟价提高而放弃吸烟。为此，2009年5月，我国提高了烟草综合税率，由40%升至48.7%。这使得政府增加税收500亿。但中国疾控中心姜垣教授对国内6城市2007年至2010年卷烟价格及其对吸烟行为影响的研究表明：“我国卷烟零售平均价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卷烟消费税调整未引起零售价格的上升，消费税的调整没有影响吸烟者的行为”。

　　以税控烟，降低烟草业的利润和吸烟者的购买欲望，这一国际通行作法为何在我国失灵了？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石坚指出：“烟草消费税改革只是一次财政性改革，税动而价未动。烟草调税后，国家烟草专卖局要求各烟草公司保持批发价格的稳定，此次烟税的增加没有反映到烟草产品的销售价格上，而是被烟草行业内部消化了。”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教授说，实现以税控烟是有条件的。提高烟税，税价联动，增加的税收要反映到价格上。只调烟税不调烟价，消费者感觉不到卷烟价格的变化，自然就达不到控烟的目的。(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说，我国卷烟价格普遍低廉，每包平均价格为0.73美元，远低于印度的1.65美元、美国的4.58美元、挪威的10.04美元。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国，烟民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烟民总数的1/3。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超过了艾滋病、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不加控制，到2030年这一人数将超过200万，到2050年将超过300万人。

　　然而，反对以税控烟者振振有词：提高烟价剥夺了穷人抽烟的权利。

　　“吸烟权比起健康权哪个更重要？”许桂华指出，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的说法，实际上是要使他们处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之中。一个人患病，小则影响家庭，大则影响社会。我国实行全民医保，疾病负担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

　　四川大学毛正中教授指出，我国贫困家庭的总支出中有8%—11%的支出用在了香烟上。提高烟草税进而提高烟草价格，对减低贫困人群的吸烟率尤为明显。烟价提升，吸烟者就可能把用来买卷烟的钱，转而用在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上。

　　低价烟政策实际上是补贴穷人吸烟。对此，国务院参事马力教授建议，我国应取消对低价吸烟者补贴的政策，变补贴穷人吸烟为帮助穷人戒烟。烟草调税调价后的利润，要用来弥补控烟资金的不足，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

　　烟草促销为何屡禁不止？(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明天付出的代价越大

　　“上海世博局退还烟草捐款，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板。”许桂华说，世博会退还2亿元捐款用了70多天，山东大运会退还烟草公司2000万元的捐赠只用了10多天，广东亚运会就再没有烟草公司捐赠。上海世博会控烟的示范效应凸现。

　　变换花样的“烟草营销”并未因此收敛。前不久，烟草企业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对此，中国控烟协会、新探健康研究中心等组织公开呼吁，拒绝烟草行业“借公益捐赠之名，行烟草促销之实”的变相宣传行为，却未得到社会一致的回应。

　　烟草捐赠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治标不治本。吴宜群指出，减少烟草需要和供给，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核心目标。我国在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卷烟产量反而大增，值得政府相关部门和国人深思。改革烟草行业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是当务之急。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为基数，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烟草税的2.8倍来为其带来的健康危害买单。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社会将为之付出的代价越大。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烟草产业现阶段是“纳税大户”，但无论从经济净福利，还是社会净福利看，烟草产业对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负贡献，其产业的利益是“黑色的利益”、“带血的利益”。

　　经济学家胡鞍钢担忧地说，“人口红利”结束与烟草疾病负担高峰同步到来。我国在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期结束。而今后20年到40年将是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高峰期。社会养老负担和沉重疾病负担叠加，如果不进行烟草控制，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认为，“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5年内，使我国人均寿命增加一岁。要实现此目标，控制烟草使用，降低二手烟暴露是重要举措。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控制环境危害型和健康危害型产业，发展环境友好型与健康友好型产业是必由之路。

　　胡鞍钢建议，健康应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准。政府对于健康危害型的烟草产业，必须严格准入，限制发展。在未来20年，我国完全有机会平稳实现烟草业的转型，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方向。　

人民日报：中国烟民总数达3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