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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烟防控成功立法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一手烟尚没防控好，注定了二手烟防控成功立法并不等于二手烟防控成功。相反，回顾控烟历程，不管是防控几手烟，其成绩都不能说是差强人意。或许，从很多地方多年未开出一张罚单的事实，就可知道效果并未达到公众预期。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如烟民很多，阻力甚大；配套细则不够健全，执法主体、惩罚措施、禁烟场所等都不明晰，操作性不强，等等。

　　但面对这些现实，如果就此称“禁烟令”为“一纸空文”，恐怕有些草率。纵向比较，“禁烟令”之后的武汉市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十分普遍，但“禁烟令”之前的普遍程度如何，并无可靠资料佐证。横向比较一下，已颁布禁烟令的地方相当多，“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仍十分普遍”并非武汉特有，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禁烟范围最广的地方性禁烟令《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颁布之后，禁烟效果也不甚理想。当然，如此陈述“禁烟令”与禁烟现实之间的尴尬，并非自相矛盾，也非有意偏袒。事实就是，禁烟预期效果的抵达，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非今朝今日立竿就能见影。

　　拿禁烟运动进展较为顺畅的新加坡来说，自上世纪70年代首次开展禁烟，到现在才达到所有安装空调的公共建筑内均禁止吸烟的目标。而在吸烟群体相当庞大、烟草财政依赖性强的我国，要想全面禁烟，就更难一步到位。因此，在看到禁烟效果不甚理想的同时，也该看到一些可喜的进步之处。(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应该说，“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的标志”这一规定基本落实。不少人都有体会，近年来在候车室等地，吸烟者被要求立马将烟灭掉，或一些吸烟者主动走向特定的“吸烟室”；而这些在几年前，恐怕还极难见到。如此进步，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仍该归功于各方持续的禁烟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禁烟意识。

　　说到底，“禁烟令”在面对众多国民根深蒂固的吸烟习惯时，要想有所作为，必然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反复较量的、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文本的自我充盈固然重要，如执法主体、惩罚措施等明晰开来，又如法律要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但外部环境的不断完善，则显得举足轻重。例如宣传力度的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的不断壮大，地方烟草财政的自我解脱，等等。(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禁烟令应建立在社会共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