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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香港铜锣湾街头，任何外地游客都可以试试——或伫立路边，看能否“抓”住一个手拿烟蒂的香港人；或守在垃圾箱旁，数数有多少香港人吞云吐雾。
在推行一连串严苛的控烟法例背景下，香港留给吸烟人群的公共空间，可能已缩至露天的“不到几块阶砖之地”。在近三十年中，香港的吸烟人口持续下降，15岁以上人口中吸烟人口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23.3%大幅降至11.8%。
而近日，由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牵头发布《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称，中国在签署《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7年中，控烟履约绩效得分很低，位居参与成员末尾。
同为签约成员，行政监管与经济杠杆博弈、立法执法破局难、烟草文化根深蒂固……这些控烟进程中无法避开的老大难问题，香港同样感受深切。
这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下定控烟决心的弹丸之地，已成为当代控烟城市标本。请随记者的深入走访，解密香港30年持久控烟战。
禁烟成功关键在于执法
法律制定得再严苛，如果缺乏积极执行力，法律也成为一纸空文。内地不少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都颁发过地方控烟条例，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法律是法律，但现实仍然陷入的尴尬。
在林文健看来，能否有效执法，法例本身的可操作性很关键。而且在执行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保障，如财政投入，授权执法等。
2010到2011年度，香港政府对控烟的财政投入约8700万港元。这是一个内地城市政府望尘莫及的数字；而打造精准到位的执法队伍，更是香港的创举。
从2007年开始，香港的禁烟执法主要由卫生署专责成立控烟办公室和香港警务处合力执行，目前共有执法人员99人，基本由大学本科以上的高学历水平人员担当。(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然而，这些“控烟督察”绝不能仅是“秀才”。香港卫生署新闻发言人张志民告诉记者，专职控烟督察都需要接受由香港警务人员提供的专业培训，以应付日常执法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必要时还会得到香港警察撑腰.
虽然执法队伍主要来自卫生部门，但是香港卫生署却深知，这个“硬骨头”必须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张志民说，在2010年9月推出的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制度下，香港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食物环境卫生署及房屋署的获委任人员，都可在其管理的公众场所法定禁烟区内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告票。“这一新措施，大大增加了控烟执法人员的数目，进一步加强了控烟的执法效力及法例的阻吓性。”
“要控烟，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它本身的优势和劣势。香港自身没有烟草生产行业，但这并不代表会减少相关的阻力。回头看只能说‘日子有功’。”
从2001年就开始投身控烟工作，成为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成立23年以来首任女性主席的刘文文，这样总结专属香港的一部控烟史。
铺路
一朝禁烟 幕后运功卅载
香港控烟措施引发人们注意，最早从2007年开始。根据修订的香港控烟法例，从这一年的1月1日开始，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而内地被普遍诟病的正是断定失约于这一行动的承诺日期——4年之后的2011年1月9日。
在2006年香港立法会通过香港控烟法例《吸烟（公众卫生）条例》目前为止最后一次修订之后，从2007年至2010年，香港的控烟行动走过了力度最大、速度最猛的四年——禁烟范围从室内到室外，室外又从“有盖”空间到露天空间；执罚金额从向违例人士发传票由法庭判定，到直接由执法人员现场开具5000港元的定额罚单。
这些目前在全球都走在领先位置的严苛措施，全部发生在这禁烟浪潮波澜壮阔的最近四年。截至目前，这些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的做法，却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顺利推行。(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办公室前主管林文健透露，2007年底该办公室做过调查，90%以上的餐馆都遵守法律，96%的市民遵守禁烟规定，2010年调查显示就连在酒吧和公交车这种比较难禁的地方也有70%~80%的支持率。至于罚款，“从2007年到2010年5月31日，该办公室共收到投诉56000多宗，派出执法人员巡查约55000次，上庭检控达15000多次，罚出定额罚款4600多张。”
运作
立法缓冲 严苛执法在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亚洲的控烟工作也只是刚刚起步，被称为全球烟草业三个敌人之一的朱迪在香港旗帜鲜明地反对吸烟，呼吁政府采取措施立法控烟。在此背景下，虽然迅速制定了控烟法例，但是香港的控烟工作却一度停滞不前。
从1982年至1987年之间，弥漫于港岛上空的烟雾并无消散多少。翻阅相关当地记载，这段时期香港没有相关的控烟工作机构，更无实质建树。
“后来，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引，我们开始考虑建立一个专责机构。”1982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专责做控烟工作的法定机构——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建立。这是一个民间机构，职责包括提高及教育市民有关吸烟与健康的知识，推行或委托专人进行与吸烟有关的研究，以及向政府、社区卫生组织以及社会服务团体等提供有关吸烟与健康的意见。
吸烟的人本身就是受害者，所以我们不叫反对吸烟委员会，希望能帮助他们获得健康。”刘文文笑说。
不过，作为这个委员会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主席，她推动无烟文化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我的父亲就吸烟，在我们成长时期，不知吸入了多少二手烟。上个世纪80年代前，香港人的观念是，吸烟是一种正常的社交行为，那时严重到医生在工作时也吸烟，坐在飞机的机舱里，竟然都有人吸烟。”这些回忆，至今仍深印在刘文文的脑海里。
“这么顽固的烟草文化，怎么可能一朝一夕就能改变？从1987年到现在，我们足足花了23年的时间，让香港人扭转对吸烟这种行为的认识。”到了今天，刘文文认为，大部分香港人对于吸烟的认识，已经从正常社交行为过渡到危害身体健康行为，而且还是危害身边人的不健康行为。“他们会躲开家人吸烟，甚至会有一定的愧疚心态。”(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在生活圈里，刘文文是个让朋友们颇感震慑的角色。“朋友看到我，第一句话就会说，‘我戒烟啦！’这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我在从事这份工作带来的效果。”
成立23年，这个民间机构一直在埋头推动香港的控烟宣传。提供戒烟服务、拍电视广告、入学校向青少年宣传、开设健康讲座……“每年都在小学2~4年级的学生中排演100场控烟互动剧场，截至目前，香港所有的学校都演了一个遍。”
“这些，都是我们为控烟法例推行所作的长期准备。”刘文文说。
推进
政府重视 多管齐下合力
与此同时，制定后的香港控烟法例也经历多次修订。在香港控烟工作人员的眼里，多数会用“缓冲”这个词来形容。在目前内地部分城市的控烟条例中，室内场所的禁烟规定都是通过设立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来界定。这种方法被专家认为行之无效。记者发现，在香港的法例里，也曾经有过相似的内容。
“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可是学术界对此打了比方，在同一个室内划分吸烟和非吸烟区域的话，仍然会吸到二手烟，就像在一个游泳池里划分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允许小孩小便一样。现在国际的先进经验都是一步到位。可是我们在九十年代末采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是因为遇到了不少阻力，所以只能循序渐进。”林文健说。
2001年，香港正式成立控烟办公室，隶属卫生署。“这是为了整合社会资源，进行跨部门合作，也为修改控烟法例做准备。”林文健说。而如今看来，这是香港在经过长期的立法和宣传准备后，为隆重拉开执法铁幕走上的第一步。
控烟办公室成立后，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对原有控烟条例进行大幅修改。可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2005年至2006年立法讨论期间，香港饮食业、娱乐业经营者对禁烟新规十分反对，他们甚至嘴里叼着烟，打着“禁烟变赶客”、“成年人有权在娱乐时抽烟”等标语游行，反对新规。“其实最大的阻碍并不在于这些餐饮或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而是烟草商利用政治力量做了很多阻挠。所以我们就得不断进行宣传，争取民意支持，还要不断地和业界开会，争取他们的支持。”林文健说。(新商盟网xinshangmeng.org)
前瞻
再接再厉 准备禁三手烟
不过，面对来自行业的阻力，基于一份2001年所作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1.6%的受访者赞同在餐馆全面禁烟，88.1%的受访者赞成在所有室内工作间实施全面禁烟，超过90%的受访者赞同在幼儿园及大、中、小学校的室内区域禁烟，香港立法机构最终坚持了禁烟的立场。
尽管香港的控烟工作已经为世瞩目，但是香港控烟队伍并不感到满足。“相比禁烟措施，我们对烟草商的经济限制手段还很不够。禁烟可以让吸烟的人感到不方便，但是提高烟草税才能真正有助于减少吸烟人数的比例。”刘文文说。
目前，香港烟草税占烟草制品价格的比例是61%，而刘文文的理想目标是“至少75%以上”。“而且我们希望烟草商的推广行为进一步得到限制，比如澳大利亚就正在讨论烟草包装的改革，能不能把所有的烟草不管品牌和种类都只能采取一种无颜色无识别的包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设计成优雅的女性香烟包装，推销技巧无所不用其极。”
2010年，一部以香港推行严苛控烟措施后的生活变化为背景编剧的港产电影《志明与春娇》几乎得到了所有控烟人士的反对。在这部电影中，男女主角因为禁烟条例的实施，不得不双双在工作间隙聚拢吸烟，从而发生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人们看这部电影，以为吸烟会带来爱情，其实不然，实行室内禁烟之后，烟民只能在街上围着垃圾桶或者躲在小巷内抽烟，那些都是比较肮脏的地方，一点都不浪漫。”林文健说。
解密香港30年持久控烟战 立法执法独立严苛
